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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公司还召开了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和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由9名成员组成的第十届董事会（含5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1名职工代表董事），其中高彦任董事长、沈学如任副董事长；同时会议决议聘任李静为总经理，朱志皓、王伟、沈烨、王潇为副总经理，季超为董事会秘书，王潇兼任财务总监，顾慎侃为审计风控负责人，郭志豪为证券事务代表，上述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对于此次控制权变更，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孙宇昊律师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张家港经开区管委会成为实控人，为公司降低融资成本提供了可能性，但这并非自动实现。国资背景有助于提升信用评级，打开低成本债券融资或政策性贷款的空间。然而，降低融资成本的关键前提是公司自身财务状况的改善和经营现金流的根本性好转。关于资产注入，可能性存在，但方向明确且路径曲折。据控制权转让协议中的业绩对赌条款，原股东承诺2025年公司现有业务需达成净利润、净资产和经营性现金流三项严苛指标。这意味着，国资方在2025年对赌完成前，直接注入外部医疗资产的可能性较低，当前首要任务是盘活存量。潜在的注入方向将高度围绕地方医疗资源整合战略，例如将区域内其他公立或国有医疗机构的供应链托管业务、特色专科服务乃至区域性医疗平台整合至上市公司体内，以发挥协同效应。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农文旅产业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袁帅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张家港经开区管委会成为实控人后，公司融资成本有望显著降低。国资背景将提升信用评级，银行贷款利率可能较民营时期下降1—2个百分点，债券发行成本亦会降低，同时国资协调能力可帮助公司获得政策性低息贷款或专项基金支持。地方国资资源注入的可能性较高，潜在方向包括本地医疗资产整合与产业基金协同：一方面，经开区可能将区域内优质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医疗资产注入澳洋健康，扩大医疗服务规模，提升高毛利业务占比，缓解医药物流低毛利压力；另一方面，通过产业基金支持医药物流升级，如建设冷链物流中心、specialty药品配送网络，或投资医养结合项目，利用国资拿地、政策审批优势，快速落地养老社区、康复中心等高附加值业务。此外，国资可能协调医保定点资格扩容、税收优惠等政策资源，增强公司区域竞争力。资产注入需规避同业竞争，优先选择与现有业务协同性强、盈利能力稳定的标的，同时需严格评估资产质量，避免注入低效资产加重负担，最终通过资源整合实现“降负债、提毛利、优结构”的目标。

　　对此，孙宇昊认为，关于澳洋健康2025年三季报所呈现的“高负债、低毛利”状况，从医疗服务行业的特性看，这种财务组合模式风险极高，难以持续。其核心风险点首先在于脆弱的短期偿债能力，公司流动比率仅为0.65，货币资金无法覆盖流动负债，存在明显的短期偿债缺口。更深层的风险在于盈利质量与造血能力不足，尽管账面有微利，但应收账款占利润比例畸高，利润未能有效转化为现金流入。此外，高昂的财务费用严重侵蚀了经营利润。从法律与合规视角看，如此高的负债率可能触发金融机构的贷款协议条款，加剧再融资难度。而持续的“失血”和低毛利，将使公司难以满足《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基本要求，若恶化可能引发监管关注。

　　袁帅认为，医疗服务行业虽具有重资产、长周期特性，但91.97%的资产负债率远超行业46.74%的平均水平，意味着公司财务杠杆已逼近极限，每年需承担巨额利息支出，而14.27%的毛利率不仅低于行业31.10%的平均水平，更无法覆盖融资成本与运营开支，形成“借新还旧”的恶性循环。核心风险点首先集中在现金流断裂风险——高负债依赖持续融资维持，若行业政策收紧（如医保控费加剧、信贷政策调整）或经营现金流因毛利过低而无法覆盖利息，极易引发债务违约；其次是资产减值风险，医疗资产如医院、设备若因区域竞争激烈导致利用率不足，需计提大额减值准备，直接侵蚀净利润；再者是盈利质量恶化风险，低毛利导致净利润率长期承压，甚至出现亏损，在削弱偿债能力的同时限制再融资空间；最后是政策敏感性风险，医疗行业受医保支付标准调整、集采扩面等政策影响显著，若毛利进一步被压缩，高负债结构将加速风险暴露。这种组合本质上是“规模扩张驱动”模式的后遗症，需通过资产重组、债务重组或业务转型优化资本结构，否则可能因资金链断裂陷入经营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