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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功成：我认为，“补低扶弱”的核心内涵在于社会保障工作要聚焦那些保障水平低、处于弱势状态的群体，多做雪中送炭的事。这要求我们对济贫助弱类保障项目尽力而为，对锦上添花类项目则要量力而行。我们必须坚守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公平这一核心理念，其建立在集体主义与互助共济基础之上。没有社会保障就没有社会共享，没有社会共享就没有社会公平。社会保障与共同富裕是正相关的关系，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全体人民共享国家发展成果的份额，应作为衡量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取得进展的核心指标。

　　推进“补低扶弱”在当前阶段具有极强的紧迫性，这源于三个关键判断：第一，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确实存在待遇差距偏大的现象，公平性不足不仅造成低保障人群后顾之忧仍大，而且直接影响到民生与经济的发展。第二，我国社保基金结余充足，当前问题的核心不在于缺钱，而在于制度不够优化。因此，必须将制度优化摆在可持续发展前面。第三，优化制度的关键在于守正创新。守正，即坚守共建共享、公平正义、互助共济、政府负责等底线，坚决反对市场化、私有化等错误倾向；创新，则要适应数字化、超常规高龄化等时代新变化。守正不创新会走向僵化，创新不守正则易误入歧途。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唯有通过“补低扶弱”优化制度，才能真正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增强制度的公信力，为全体人民提供清晰稳定的安全预期，进而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永久可靠的制度支撑。

　　郑功成：我国现行的居民养老保险覆盖的主体是农民，而农民是最需要特别对待的职业群体。我到各地调研发现，绝大多数地区都是年满60岁以上的老年人在耕地上劳作，甚至七八十岁了还需要种地，而愿意当农民的年轻人在锐减，许多地方反映农民没有接班人了。因此，我特意强调的是农民养老金，农民是需要认真对待的职业群体，而不能将其与非农产业劳动者混为一谈，农民养老金制度要解决的不仅是当代农民特别是老一代农民的养老问题，更是要解决未来中国谁来当农民的问题，公共政策应当考虑到这一点。我提出尽快大幅度提高高龄农民基础养老金标准的建议，是基于深刻的历史正义、紧迫的现实需求、制度公平的内在逻辑以及强烈的社会关切这些考量。

　　最后是回应普遍的社会关切。提高农民养老金，特别是高龄农民养老金，已成为全社会的高度共识和热切期盼。这关乎基本民生，也关乎民众对制度的信心。鉴于这一群体规模逐年递减，国家财政是完全可以承担的。例如，为全国约2000万名80岁以上农村老人每人每月增发500元，年支出约1200亿元，仅占GDP的约0.086%，且未来压力会越来越轻。因此，这是一项兼具政治责任、道德义务与现实可行性的关键举措，是践行“投资于人”的战略，必须尽快付诸实施。

　　具体来说，要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高质量发展，必须提高制度的统筹责任本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应当实现标准化的全国统筹，以全国统一的政策，促使制度公平性得到进一步提升。同时，要优化基本养老保险的单位与个人筹资机制，重点是解决灵活就业特别是新业态就业人群的养老保险筹资负担问题。我们需要细分人群，精准激发其参保缴费积极性，增强中央与省级统筹的责任，循序渐进地提高灵活就业人群的养老金待遇，让他们看到清晰、稳定的预期，从而自愿、积极地参与到制度中来。这不仅是保障他们当下的权益，更是为他们年老后的生活提供可靠的支撑。

　　我们强调“投资于人”，不仅要关注年轻一代、投资未来，还应当回馈过去、补偿农村老人的历史性贡献。社保制度优化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唯有坚定促进社会公平的初心，坚守互助共济的法则，坚持守正创新的路径，聚焦“一老一小”、灵活就业、农民特别是高龄农民等重点群体，不断完善制度设计、提升服务质效，才能织密织牢社会保障网，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可靠的社会保障支撑。